目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毕业离校，北京一些高校的团委号召毕业生为西部贫困儿童捐书，毕业生们也纷纷响应。然而，记者认识的一些曾经有过在西部支教经历的学生们却对捐来的书大摇其头:“这些书孩子们要么看不懂，要么根本不感兴趣，80％都会被当成废纸卖掉。”原因很明显:与其给西部的孩子们捐10本高深的《线性代数》，还真不如捐一本《安徒生童话》。

　　这种情况并非唯一，作为北京市志愿者协会的注册志愿者，张晓丽总是热衷于组织和参加各种慈善公益活动。但是前些日子的一趟河北之行，却让她颇有些郁闷。

　　“我参加了由我们车友会组织的去河北涞水一个山区小学进行捐赠的慈善活动。大家带了许多文具和书籍过去。我们在去之前还特意在各自的小区里进行了募捐，募集了1200多本图书。”张晓丽告诉记者:“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孩子们开始对我们带去的图书非常有兴趣，但是让我们诧异的是，到最后竟然还有近1000本图书没有孩子愿意要！”

　　“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这剩下的近1000册图书基本上都是属于教科书或与之相关的书籍。而山区的孩子们最渴望得到的却是一本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课外读物！”张晓丽说:“这次活动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以后在进行这种公益捐赠活动之前，要先和接受捐助的对象进行沟通，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再行动。”

　　张晓丽和她的伙伴们所遭遇的其实是现在我国慈善捐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捐非所需。也就是说，捐赠者所捐赠出来的物资，却不是受助者所需要的！

你捐的不是我需要的

长期以来，有些捐赠者习惯于捐赠闲置、无用的物品，而不是先和受赠方取得沟通，问明需求再行捐赠。捐赠者与受赠方缺乏交流的中间渠道，这让许多捐赠者无法与慈善机构及时沟通。“捐非所需”不仅给受赠者带来尴尬，也造成了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许多人都还记得去年年底王楠、郭跃等乒乓球国手向太原市一家福利院捐赠的一批球拍、球桌。这批爱心的物品并没有物尽其用，而是被积压在库房里。因为这家福利院里的200多个孩子中，有95％有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能正常运动的不多，对文体用品的需求很少。因此，人们捐来的大量文体用品，很少能得到有效利用。

　　“这种赠需错位往往会使爱心行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步。”北京市接受救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的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捐非所需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许多捐赠活动都是一种“广种薄收式”的粗放型捐赠方式，根源在于捐赠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捐赠者不知道受赠者真正需要什么，只能想到什么捐什么。结果有时看上去“爱如潮涌”，但因为缺乏针对性、目的性，往往是“你捐的不是我需要的”。对于受赠者来说，能够带来实际好处的“有效爱心”并不多。

　　据介绍，捐非所需在我国各地目前普遍设立的慈善超市中显得更为突出。许多地方的慈善超市每年都能接受到大量的旧衣物，但事实上这些废旧衣物并不受欢迎。现在大家意识中的捐赠只是解决别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帮助别人过得更好。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慈善已经逐步从以往解决别人温饱问题转型到帮助别人提高生活质量上。记者在武汉市青山区的一家慈善超市了解到，特困户们一般都急需一些粮油之类的日用品或者家用小电器之类的捐赠品。但这些捐赠品往往少之又少。而且就算有，也不敢转给特困户们:“因为这些电器往往都很旧了，我们怕线路老化有安全隐患，所以只能积压着。”这家慈善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呼吁建立捐赠互动机制

捐非所需的情况出现，除了热心人士的“无心之失”外，还有一些甚至是一些人的“有意为之”。许多人在参加单位组织的指令性捐赠活动中，一些单位常常在捐赠中设有明确、硬性的数量指标，甚至会将其纳入个人考核。这样往往使得自愿行为成了强制任务。这种情况下，如果加上捐赠者抱着“与其扔不如捐”的心态，爱心很难保证不会被掺杂注水。

　　2005年江西九江发生地震之际，全国各地纷纷捐款捐物救济灾区。颇有意思的是浙江一家公司却向九江地震灾区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保健品(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因为用不上，灾民不“买账”，第一批价值10万元的保健品最终全部送到当地医院去了。而且按有关法规，捐赠品是不能收回的。为了处理剩余的捐赠保健品，该公司只得到南昌租仓存货，联系场地义卖。

　　“捐非所需的一方面是‘爱心如潮’，另一方面是能够带来实际好处的‘有效爱心’并不多，这种情形的普遍存在，不仅是行善者的尴尬，也是受助人的尴尬，更是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尴尬。”社会救助研究学者王祎告诉记者，要彻底打破这种困局，需要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做好日常捐赠的引导和管理工作，建立捐受双方的沟通、互动机制，了解捐赠的具体需求；同时，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要加强募捐的精确性，根据不同困难人群、具体受灾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募捐。

　　“事实上，一些城市实施的慈善超市完全可以由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调查，将困难家庭所需的物品在社区网站和社区公告栏发布，向广大居民‘定向’募集爱心物品。这种捐赠互动、‘定向捐助’的方式应该会让每一笔捐赠都成为‘雪中送炭’，并大大提高了捐赠的效用。”王祎表示。  

                                         《人民政协报》200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