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张保庆给自己制定了领导思想：“到这里来工作不是来养老的，不是来发财的，而是来干事业的；一定要确保资金安全，不乱搞投资经营活动；一定要对得起每个捐赠者，一定要尽可能多地资助困难学生。”

■ 本报记者 胡丽波

　　12月20日，北京的天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在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新办公楼里，张保庆的办公室在九楼，最高层。还是以前的办公室，可现在主人的身份从教育部副部长，转变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了。
　　从2005年开始，记者一直想见这位以“直言”而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采访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但都被婉拒了。退休以后，“想过清静日子”的张保庆不想接受媒体采访。可基金会理事长的身份，却不允许他退居幕后，为了募款，他不得不继续摇旗呐喊。过了将近两年以后，这位曾经几次为贫困生落泪的“高官”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目的只有一个，介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他所倾情的帮困助学事业中来。

两年募集8亿款

　　身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脚踏一双鞋底已经磨出毛边的旧布鞋，一位身形魁梧、面膛红润的长者一边大声说笑着，一边疾步向办公室走来。如果不是秘书跟他打招呼，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这位留着花白板寸、着装随意的邻家大爷般的老者与大名鼎鼎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联系起来。
　 “最近都很忙，这个月，中央财政将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专款，用来资助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名额30万人，每个学生每学年受助1000元。这个项目委托我们基金会来操作完成，在春节前后要把这笔钱发放下去。”刚一落座，张保庆就直奔主题，向记者“报告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单：截至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募到的捐赠款金额已经超了5亿元，资助的贫困学生超过了13000多名。
　　对于一个成立时间不到两年的基金会来说，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但是，张保庆仍然很着急，想尽快筹集到更多的捐款，使基金会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钱少了干不成事！”
　　与受资助的13000多名贫困生数据相对应的是“20万”，这是基金会收到的申请材料的总数。这20万份申请信中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让张保庆倍感责任重大。他说：“20万封申请信，我们才资助了13000多个，只占一小部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资助大部分，可现在反过来了。说实话，我压力很大。”
　　“弟弟因为我辍学了。每每想到父母和弟弟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总是受着良心的责难。我是个罪人啊！是我连累了他们。每次想辍学外出打工减轻家里负担，可又不舍得学校，不舍得书本。我就这样自私地上学上到了今天。”
　　内蒙古大学学生郭丽（化名）在写给基金会的申请信里，倾诉了自己对别人难以开口的心里话。这个来自内蒙古固阳县的农村女孩，虽然上了全区最好的大学，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大学一年的学费就要7000元，为了供女儿读书，快50岁的父亲去当小工背沙子，背一袋挣一元。弟弟上到初一就辍学了，因为妈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既然姐姐学习好，就让姐姐上。
　　固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能像郭丽这样读到大学的孩子并不多。郭丽说，开始上学的时候村子里有十几个孩子结伴同行，可走到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当年的伙伴都陆陆续续因为经济原因退学了。
　　郭丽在信里还讲了一件让她每次想起都会落泪的事。家乡有一户人家，供了两个大学生，四处借债，最后还是供不起，父亲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乡亲们说，“供一个大学生拉垮一个家，供两个大学生拉死一家人”。
　　在中学的支教老师沈锋的推荐下，郭丽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助，知道这个消息时，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女孩一时泣不成声。让张保庆欣慰的是，郭丽在接受资助后做了一个决定，毕业工作以后，将会每月从工资里抽出一部分钱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张保庆为江苏省滩涂生物资源与环境保护重点建设实验室题词

“募捐难”

　　“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张保庆反复向记者强调基金会的这一宗旨。为了让像郭丽一样的贫困学子能够完成学业，退休后的张保庆没有过上悠闲的生活，而是四处“化缘”募捐，用他的话说就是“找老板要钱”。
　　几个月下来，张保庆禁不住感慨：“募捐难！”一是由于国内一些企业家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强；二是因为大环境的原因，一些人不愿露富，担心给一家基金会捐了款，就会有无数人找上门来；还有就是因为国内一些公益性募捐机构自身工作没做好，形象欠佳，让一些想做公益事业的人对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缺乏信任。
　　难归难，张保庆还是一家一家上门去谈。靠自身的工作、形象和诚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还是吸引了不少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张保庆说，现在企业捐款也是“货比三家”，蒙牛集团有笔捐赠曾接触了好几家基金会，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这件事让张保庆颇为欣慰。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募集到的5亿元捐赠款中，虽然个人捐款的比例不高，但其中所蕴含的老百姓的信任和对贫困学子的爱心却让张保庆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
　　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个人捐赠清单里，数字有多有少。最多的是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捐赠的300万元稿费，最少的一笔只有55.6元，来自安徽桐城孔城镇中心学校706班的学生。这些农村孩子捐出的是自己不多的零花钱，他们说，通过媒体知道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了，是帮助贫困学生的，他们要“用爱来支持，用行动来配合，用努力来建设”。

“便当部长”10亿募款目标

　　每一笔捐款都是一份爱心，也是对张保庆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如何确保把钱用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困难学生身上，是张保庆在四处“化缘”之外思考最多的问题。
　　除了“一切都是为了资助困难学生”之外，张保庆常念叨的另一个宗旨是“一切工作都要争取搞得最好”。他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基金会之一。
　　为了把筹集到的捐款都用在“刀刃”上，张保庆在基金会的用人制度上，非常精简，编制压到不能再压，工资标准也是参照教育部公务员的标准制定。不仅张保庆本人不从基金会领工资，基金会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临时帮忙的，不占编制。他说，这是吸取别人的教训，有的基金会养人太多，筹来的钱还不够养人的。
　　本着“基金会不能谋私利”的想法，张保庆提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对于个人捐款，不收管理费。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对于企业捐款也还没有收管理费。
　　作为理事长，张保庆给自己制定了领导思想：“到这里来工作不是来养老的，不是来发财的，而是来干事业的；一定要确保资金安全，不乱搞投资经营活动；一定要对得起每个捐赠者，一定要尽可能多地资助困难学生。”
　　张保庆要求，每一笔款项的支出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基金会资助的每一名学生的资料都要上网公布，年底要向捐助人报告钱是怎么花的。
　　有记者问张保庆什么时候动笔写已经构思好的小说，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想抓紧时间完成为基金会筹款10亿元的目标，经济基础厚实了，才能帮助更多的贫困生。
　　当采访结束时，记者看到秘书拎起盒饭小步跑去送给张保庆。对于人称“便当部长”的张保庆，记者相信这不是作秀。

　　1944年6月 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晁陂镇
　　1968年7月 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大学文化程度
　　1968年8月至1970年1月 入伍，在4685部队锻炼，先后任班长、副排长
　　1970年2月至1973年10月 任天津市外事办干事
　　1973年11月至1976年1月 在中国驻乍得使馆经参处工作
　　1976年2月至1979年5月 先后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天津分社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
　　1979年5月 调入国家教育部工作
　　1979年6月至1983年11月 分别任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教育处二等秘书
　　1983年12月至1989年3月 先后任国家教育部、外事局综合处处长、欧洲处处长和外事局副局长
　　1989年4月至1996年9月 先后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教委专职委员
　　1996年10月至1998年3月 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4月至2005年10月 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05年8月29日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点名批评八省市高校助学贷款不力而成为新闻人物
　　2005年10月28日 退休
　　2006年3月30日至今 出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