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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少年自杀事件反思:千万留守儿童现状堪忧

发表日期:2008年3月14日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  本页面已被访问 3305 次

留守儿童章杨宇之死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中,1000万留守儿童到底承载了什么和承载了多少,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爷爷,我亲你一个。”

    小脑袋从爷爷的背后探过来,用小嘴在爷爷的脸上盖了一个戳。

 
 大约3个小时后,章杨宇死了。

    凭借爷爷柴篮上的一条绳索,安徽省太湖县天台联合小学五年级学生章杨宇结束了自己12岁的生命。

    从初露征兆的2月14日(正月初八),到章杨宇死亡的2月25日(正月十九),11天时间里,这位五年级学生看似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提示,让这起自杀看起来像是一个精心安排好的计划。

    一个只有单方知悉的心理契约

    大别山脚下的天台村,层级状分布在梯田之上。一块平地上几十户人家就是一个自然村。山背面大面积撂荒的土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村子的劳务输出。这个村村民外出打工经常出现的状况是,村里的夫妻、父子、兄弟在同一家工厂里。其中包括章杨宇的父母——在江苏丹阳一家烟盒企业打工的章新华杨友娣夫妇。

    2008年初席卷南方的冰雪灾,耽误了天台联合小学的期末考试,却没有阻挡住章新华夫妇回家的脚步。他们“过年回家”,不仅是为了村里一年一度的祭祖,更是为了看看半年不见的儿子。

    与其他留守儿童比,章杨宇的情况好一点。自妈妈杨友娣2004年也从家里外出打工后,爸爸章新华每年暑假都会把儿子接到丹阳住上近两个月。

    从1987年起,章新华就长期在外打工。2004年通过一位房兄介绍,去了丹阳一家生产烟盒的工厂,妻子也跟了过来。留下二年级的章杨宇住在大姐家里,大姐的两个孩子在外工作,她很乐于为外出打工的三个弟弟看管孩子。章新华在四姐弟中排行老三,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有个儿子,弟弟有一对儿女。这样一来,四个留守的孩子都留给了大姐和年迈的父亲。

    算好了父母回家的日子,章杨宇像往年一样,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按照惯例,父母回来后,他一定要睡在父母中间,两条胳膊搂住父母的脖子才能睡着。章新华有时怕儿子手酸,悄悄把他的手拿开,章杨宇马上就醒了。

    除夕早上,章新华领着儿子到家门口的祖堂祭祖——天台行政村由几个自然村组成,他所在的自然村叫章家老屋,村里的人都姓章,供奉同一个祖先。各自然村祭祖的时间各有不同,或中午或早上。他们村一直以来是早上。

    作为章家的男丁,章杨宇早早地起床,看着父亲端着盛满猪、鸡、鱼“三牲”的盆子进了祖祠,自己也跟着规规矩矩地磕头。祖祠外是隆隆的鞭炮声,祖祠里是村民间彼此祝福的话语。19天后,12岁的章杨宇,选择了祖祠后面一间柴房的木头椽子,作为自己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渡口。

    章新华夫妇回到丹阳是正月初九。前一天,章杨宇照例要跟母亲去与他家隔河相望的姑姑家,以示托付。去的路上,他撒娇让母亲背他去。在回来的路上,背到一半,母亲喊累,他就主动下来了。

    在章新华的眼里,儿子是一个克制能力很强的人。除了2004年母亲第一次出门打工,他曾号啕大哭,此后就再也没哭过,而是变得闷闷不乐和默默流泪,而且不在大人面前表现出来,更不会抱住大人的腿不让走。父母走时,他甚至主动帮着收拾行李。

    但2008年正月初八,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对母亲说:“如果你(农历)三月初六不回来,我就要让你后悔。”三月初六,是章杨宇与父母定下的一个只有他自己单方知悉的心理契约。之前他听家里人说,父母会在这一天回来盖新房子。

    正月十九,回到丹阳的第十天。晚上7点多,接到弟弟“家中有急事,快回”的电话,章新华以为是73岁的父亲身体有病了。正在吃饭的他和妻子扔下手中碗筷,行李都没收拾就连夜从丹阳赶回来。

    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还没进门,章新华就看见堂屋里站满了乡亲,他心里猛地一沉,更加确信是父亲出了事。几步跨进家门,进到人最多的左边第一个房间,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人群的围绕下,儿子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没有一丝呼吸。

    两人扑到儿子身上大哭。当时的感受,章新华说自己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也只有当说到这里时,这个戴着眼镜、一直在用平稳语调叙述的43岁男人,才会将身体前倾,释放出他努力克制的激动。杨友娣则早已因为伤心过度而身体虚弱,在姐姐家静养。

    最后一天

    正月十九是天台联合小学开学的日子,主要是发新书和自习。年初的大雪耽误了期末考试,原来的末考改到正月二十进行。如果章杨宇给自己一个考试的机会,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在班上59名学生里拿到一个中上游的位置。这与他副班长的“身份”比较匹配。

    伯父说,五(1)班副班长是在早上7点多起的床。早饭是一如既往的米饭和白菜。伯父跟他家住同一座土坯房。伯父还没出去打工,章杨宇就住在残破不堪的家里,而不是姑姑家贴了漂亮瓷砖的新居。

    吃完早饭,伯父把他送到一河之隔的姑姑家,姑姑让他晚上来家吃饭。

    如果沿着姑姑家门前的山间小路一直往上走,章杨宇去学校的路程近一些。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从姑姑家折回。伯父后来推测,他可能是想找邻居兼同学章结强一起走。从家里走到学校,也就一刻钟路程,他也都想找个伴一起。在家长、老师和同学的眼中,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他折回时,章结强已经走了。他也因此省下走路的麻烦,来伯父家取摩托车的姑父载着他去了学校。姑父说,短短几分钟里,章杨宇跟他有说有笑。

    上午主要是报到和领新书。章杨宇问跟他一起排队报到的周帅,寒假作业做完没有,周回答,做完了,反问对方,章说,没有。同样对这个细节有感触的是章的爷爷,他一直在后悔,自己怎么没注意到一向听话的孙子今年没做寒假作业。据周玉春的转述,章的爷爷事后曾想起来,孙子在元宵节那天把寒假作业给烧掉了。

    他当天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头发。同班同学章敏回忆,另一个女生悄悄跟她说,章杨宇今天打扮得好漂亮。章敏注意到,短头发的他很勉强地梳了个分头。

    大部分同学都在忙着报到、领书、打扫卫生和自习,没人在意副班长的新发型。章结强后来说,章杨宇在中午时流过泪。至于原因,他也不大清楚。

    那天的放学比平时早一点。章杨宇照例与章结强结伴回家。在路上,他对章结强说,“明天给你一个惊喜。”当时,章结强的诧异仅限于章杨宇没把新书背回家。他并不知道,他的好朋友右裤口袋里,有一张从新发的课本上撕下来的封底。

    下午3点多,回到家的章杨宇看见伯父在打牌,大人们漫不经心地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人,径直走到自己的睡房看了看,又在伯父的房间里写了点东西,就出门了。牌桌上的一位村民后来告诉章的伯父,他看见章杨宇停在门口回头看了看屋子,才消失在他的视线外。

    章杨宇的下一个告别对象是爷爷。他趴在同样在打麻将的爷爷背上,送出了一个让爷爷事后追悔莫及的亲吻。

    章杨宇接下来的行踪,已经无法确认。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爷爷家的柴篮上解下了一根绳索。

    姑姑发现“不对劲”是在5点多。以往这个时候,她的侄儿应该早就回来了。焦急等待中的她,给自己的大弟弟打电话询问孩子的行踪。得到失望的答复后,她和丈夫赶过来,开始与弟弟一起寻找孩子。

    天色逐渐暗下来,几乎全章家老屋没有外出的村民,都加入到这场两个小时的寻找中。除了他平时一切有可能去的地方,他们还找了一些小孩可能藏身的地方。此时的一个普遍猜测是,章杨宇在学校受了批评,不好意思回家,自己藏了起来。

    早春的天七点多已经全黑了。靠着手电筒,对章杨宇的找寻还在继续。在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穷尽后,伯父拐进了祖祠左侧的巷子里。

    祖祠跟章的家紧挨着,但祖祠后面却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死角。这是一个土砖和瓦片垒出的棚子,以前养过猪,现在用来放柴火。在棚子伸出去的木头椽子中最低的那根之下,站着一个人影。

    一束电光照过去,正是侄儿的背影。他迟疑地叫了两声,让侄儿赶快下来,没有回应。走到章杨宇的正面,看见侄儿的整个身体是悬空的。侄儿脚下不远处的地上,有一把为他最后遮风挡雨的雨伞。

    “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

    遗书是伯父从他口袋里翻出来的。现在与那条致命的绳索,一起沉睡在公安局的证物袋里。伯父说,遗书的大致内容有三点:一是让父母原谅自己的“不孝”;二是借了堂姐章丽芳20块钱,让父母代为偿还;最后一条是,“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父亲每年候鸟般外出和回家,章杨宇已经习惯,因为从他出生起就一直如此。章新华说,那时他一年只回两三次,儿子四五岁了,对他还有点怕生。再长大后就好多了。

    2004年——现在成为了章新华后悔的起点。从这年开始,妻子杨友娣也从家里出来了。在此以前,长到8岁的章杨宇一直是由母亲带着睡,“这孩子对他妈妈特别黏”。母亲走后,他不得不一个人睡。

    几乎所有认识章杨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个“活泼”的人。其中包括华冲小学56岁的语文教师周家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章杨宇就读于这所学校,周是他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周也是爸爸章新华读书时的老师。

    华冲小学的乒乓球台和篮球架之间有一块空地,这里成了天生带“门”的足球场。踢球的同学总会叫上章杨宇。他在球场上奔跑的身影,至今还留在周家理的脑海中。由于这个孩子的家境比较困难,周对他格外关心,经常开解他,“父母在外面打工赚钱,是为了让你读书”。

    同样的话,章新华也经常对儿子说。不过,12岁的章杨宇对父母的愿望是,“哪怕生活苦一点,也要一家人在一起。”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只要家里有大人,章杨宇就会选择在家住。周家理说,找他谈心,每当谈到父母,他就会流眼泪。

    除了羽毛球打得好,章的另一个特长是写文章。他给周老师印象最深的文章叫《爱的教育》,是写他姑姑的。一次下大雨,姑姑给他送伞来,自己的衣服却淋湿了。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我的姑妈比我妈妈还要亲”,说自己“有出息了一定要报答姑姑”。他要报答的对象也包括老师周家理。周记得四年级“毕业”那年寒假,父母回来,章杨宇一边欢呼着“我爸爸妈妈回来了”,一边小跑下来,硬要拉他去吃饭。

    这个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人”的孩子十分爱漂亮,每天总要对着镜子把头发弄好才肯出门。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大扫除时,脏活累活抢着干。读四年级时作为班长,他偶尔会流露出一点锋芒。在一张教学情况的调查表上,他给老师的教学建议是:希望老师上课严肃些。

    章新华认为儿子的性格里有另一个侧面,“这孩子心里特别能藏事,除非他愿意说,否则你怎么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同学在学校犯了错误,让他不要讲,他几乎从来不讲,偶尔告诉了父母,也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即便如此,他仍然拒绝相信儿子的死是一个安排好的计划,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个“突然的决定”。至于是什么原因引爆了儿子内心的那根导火索,已经永远无从知道。

    在章杨宇短暂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2004年后在丹阳过的每一个暑假。离家八个小时的丹阳也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只不过,这样的日子总要被开学所打断。

    载满留守儿童的小学

    在短短几天内成为媒体聚焦点的天台联合小学,1998年以前曾是一所中学,由于只有四个教室,在1998年时搞调整,就与十几里路之外的刘羊中学合并,整个学校搬了过去,连篮球架也搬走了。教室荒了三年。

    2001年,受到集中办学思路的影响,这四间教室承担附近六所小学的五、六年级的教学,老师也由六所学校里抽出骨干力量来担任。章杨宇在2007年夏天从华冲学校“毕业”,实际上只在这里读了半年。

    在他来之前的一个学期,学校最后一位女老师也离开了。剩下的七位老师全是男老师。他这一届的五年级学生不多,五年级只开了一个班。多出的教室成为七名老师的办公室。

    三个班,十二门课,只有七名老师,老师们多是兼任数职。校长辛亚丹教数学和体育,副校长周玉春教自然和音乐,章杨宇的班主任占国杰要教语文、美术和音乐三门课。

    音乐课的设备只有一台电子琴,体育课只能踢足球,打乒乓球和羽毛球。篮球架被搬到刘羊中学,村里喜欢打篮球的大孩子出主意,大孩子出资100元,小孩子出资20元,合伙凑钱请人在学校旁边做一个篮筐。章杨宇也打篮球,但人小个子矮,在场上只能跟在大孩子后面跑。

    两台电视是学校最贵重的有形资产。电视是国家搞远程教育工程时买的,政府和村里出钱弄了一个卫星接收室,学校也出了一部分。上课的时候,用来播放一些与语文、数学教材配套的内容。有时也播放动画片和《动物世界》。最近的网吧在20多里地外的县城里,QQ和网络游戏对于他们而言还很陌生。

    由于集中了附近六个村的孩子,天台联合小学有80名寄宿生,占了180名学生中的近半。办公室的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份老师的夜班表格,值班老师必须留宿在学校里。用周玉春的话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保姆。除了半夜送急病的孩子去县里医院,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安慰因为想父母而晚上哭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哭,旁边的人都跟着流起泪来”。

    这样的情况与另一个数字有关:学校的180名学生中,留守儿童有45名,正好占25%,如果算上一位家长在外打工的,这个数字将爬升到80%。如此多的留守儿童背后,是精力有限的老师。

    章杨宇出事后,章新华对当天学校没能及时察觉儿子的情绪波动很有意见,“中午时都流过眼泪,学校怎么都没发现?”

    父亲的“梦想”与最后的“梦”

    除了对学校有些不满,章新华也有自责。

    在屋门口新建的祖祠的反衬下,他家的土坯房显得十分破败。屋子里每一件家什的历史,都能往前追溯好几十年,基本保持了中国贫困山区农村生活样式的原貌。唯一的例外是章杨宇伯父买的遥控电视机,章杨宇喜欢用它来看儿童节目,他最爱看的连续剧是《快乐星球》。据他的同学、也很喜欢看该剧的章敏概括,这个剧“是一个不快乐的小朋友加入了快乐星球后,后来就变快乐了”的故事。

    章新华跟杨友娣是1995年结的婚,当年就有了章杨宇。章杨宇出生的当天,杨还在地里挖红薯,“没办法,家里就两个劳动力。”他家只有三分水田、一亩多旱地,种地的话,“自己吃都不够。”他不得不很早就去湖北的矿业城市大冶做点手艺活:铜铁匠。手艺是祖宗传下来的,章家老屋的男人基本上都会。他指着墙上祖父的像说,祖父九岁起就出门干这个,干了一辈子。

    被问及为什么其他人外出打工能挣钱盖新房时,他只是喃喃地说自己“没有能力”。确切地说,他的能力没了用武之地。他的手艺在大冶逐渐被淘汰,这才不得不在2004年去丹阳改做烟盒检验的工作。

    当时章杨宇刚上二年级,家里已经负债6000多元,甚至有部分是结婚时欠下的。

    在这个大别山余脉的山村,土地的情况也越来越糟。这几年野猪的活动日益猖獗,原来多少还能指望获得一点收入的田地,已经没法种了。野猪肆虐的短短四五年时间里,村里大部分人的田地撂荒,吃饭的米都得自己去买。附近十里八乡外出打工的人,也因此在近几年呈加速度递增。与此对应,村里的马路边,也从2000年起,迅速冒起不少各色瓷砖的楼房,点缀在层层梯田之间。

    杨友娣不得不放弃土地的微薄收入,进了丈夫所在的工厂当勤杂工。这个决定使他们在四年内,不但还清了以前十年也没还清的债务,还盈余不少。如果再借一点钱,今年就可以把这间土坯房的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也建一座漂亮的楼房。

    从2月26日凌晨,章新华夫妇从丹阳回来至今,他们都没有在老屋睡,一直住在他的姐姐和兄弟家。现在的章新华几乎天天梦见儿子。梦的内容全是这个三口之家在丹阳的快乐岁月,最常出现的场景是三个人在玩扑克游戏“跑得快”,输家钻桌子。

    梦境是他现在唯一能够舒缓悲痛的方式,因为现在的老屋里已经没有章杨宇的任何痕迹,仿佛他从来不曾在这里生活过。

    天台联合小学副校长、住址与章家隔河相望的周玉春,是最早赶到出事现场的老师。孩子下葬后,他曾向孩子父亲说想看章的日记,对方说,“已经烧了。”

    被烧掉的还有章的奖状、试卷、书包和衣服。(实习记者/张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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